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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华网北京6月6日电 今年世界环境日中国的主题是“同呼吸，共奋斗”。这表明，空气污染引发更多公众的担忧，不仅是难以看到蓝天，还有对民众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损害。
走出雾霾路在何方？新华社记者采访了多国环境问题专家，听他们建言。得不偿失发达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，几乎都经历过不同程度的空气污染，多数发达国家是在严重污染事件发生后才着手治理环境。专家表示，他们的教训是“先污染后治理”得不偿失。
美国南加州大学教授张军锋说，上世纪40至50年代，美国几个工业大城市冬天也曾出现烟雾污染。如“钢都”匹兹堡每年使用大量煤炭，冬天污染物不易扩散，终日浓烟笼罩，污染程度比目前的北京还要厉害。
英国环境与能源问题专家西蒙·摩尔说，1952年的“伦敦烟雾事件”是伦敦历史上最惨痛的时刻之一，当时烟雾污染造成数千人死亡，市民呼吸困难，交通瘫痪多日，数百万人受影响。中国目前还处于高速增长阶段，但环境问题与发达国家不尽相同。日本智囊机构“东京财团”研究员染野宪治说，中国目前是复合型污染集中爆发，大城市的空气污染物，可以说集中了当年伦敦、洛杉矶和日本工业城市的主要污染物，既有二氧化硫、又有氮氧化物等。
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研究员惠方民说，环境重在保护，应当从源头杜绝环境污染事件发生。为追求增长而破坏环境得不偿失，因为治理污染所需付出的代价远高于损害环境所获得的经济效益。
染野宪治说，“先污染、后治理”伦理上也说不过去。发展是为了国民福祉，如果国民的生命健康因此严重受损，经济增长就失去了意义。
严格执法多位专家强调，治理空气污染，严格执法很关键。张军锋说，法律是解决环境问题的保障。美国在1963年通过第一份全国性空气污染控制法案《洁净空气法》，而1970年的修订法案则赋予联邦政府很大权力，环境保护署随之成立并定期审查空气质量标准。
他说，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执法。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环境科学系教授迈克尔·霍夫曼说，如果做不到有效执法，治理污染之路将变得非常困难。他举例说，自己的儿子在洛杉矶曾因嚼过的口香糖掉地上而被罚款400美元，这样严厉的执法在目前的中国可能难以想象，说明环保执法还有很大提升空间。
惠方民认为，中国环境保护的政策法规已相当完善，但执行、惩戒和监督力度还远远不够。此外专家指出，技术革新也是污染治理的重要途径。加州理工学院环境问题专家里奇·弗拉根教授说，虽然目前科学技术对中国空气污染治理的贡献率还比较低，但如果中国能解决这个问题，将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经验。
霍夫曼对治理城市空气污染提出一些具体建议，包括：禁止露天焚烧垃圾；对燃料进行脱硫处理；用天然气发电，并在发电厂安装废气微粒过滤装置；改进汽车尾气催化净化器；采用可降低氮氧化物排放的清洁发动机；采用更高的燃油标准；推广小排量汽车等。对于城市空气污染突然加剧现象，德国联邦环境局发言人约翰娜·阿佩尔汉斯还建议采取一些应急措施，包括禁止某类车辆行驶，或在污染严重区域禁止所有机动车行驶；限制或关停大型锅炉和工业设备；关闭市内建筑工地等。
改变理念污染的深层原因之一是盲目追求发展而忽视了环境保护。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之间是否真的存在矛盾？专家说，改变理念非常重要，应看到环境保护的长远利益。张军锋说，改进技术使排放达标需要一笔很大的费用，很多人认为这意味着经济损失。
事实上，技术改进后可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，在其他方面节省费用。整体而言，技术改进还可以增加就业、保护民众健康，从长远看这非常值得。
惠方民说，应在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之间作出平衡的选择，必要时应容忍增长速度适当放慢。环境保护也应是每个人的责任。
霍夫曼表示，公众意识的提升是污染治理的重要环节。他回忆，当他还是孩子的时候，美国环境保护教育氛围就很浓厚，老师经常会教育孩子不乱扔垃圾，而孩子也会监督家长行为。德国专家建议每个人从点滴做起，为空气质量改善作出贡献。
具体包括长途出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，短途骑车或步行；私家车尽量选择小排量、低污染车型；在家不要乱烧树叶和木头，使用节能家电和可再生能源等。(执笔记者：张莹；采访记者：林小春、郭爽、郭洋、黄涵、刘石磊、蓝建中)(原标题：全球连线：走出雾霾路在何方？)（编辑：SN009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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